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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新闻哲学观念论(一)集权主义传播理论

来源:http://www.ps2cheats.com 责任编辑:ag环亚娱乐平台 更新日期:2018-12-20 18:11

  在不同的社会和意识形态下,人们对媒体肩负的社会责任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媒体本身的运作方式也存在差异。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关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有几个思想“巨石”是我们不能绕过的,摆在最前方的,即为集权主义传播理论。

  从历史和地理上来说,集权主义理论都是最古老且具有普遍性的。大部分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接受集权主义的基本原则,并用之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具体操作。这些原则作用于新闻媒体的政策和法规,逐渐形成所谓的“集权主义传播理论”。为加深对此一理论的认识,我们首先必须明确集权主义这一范畴。

  作为人类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一种意识形态,集权主义的初衷是要解决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诸如国家的性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真理的性质以及人类为何要追求真理等。集权主义的思想内容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已露端倪,柏拉图就是提倡集权主义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集权主义的宣扬,突出表现为“哲学家皇帝”及政治上的权威主义。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399)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希腊民族文化的中心——雅典。他的最高理想是,哲学家应为政治家,政治家应为哲学家;哲学家不应躲在象牙塔里,而应学以致用、付诸实践。有哲学头脑的人,要有政权;反之,有政权的人,也应该有哲学头脑。正如他所说:“他们的王则必须是那些被证明文武双全的最优秀人物。”[1]

  柏拉图这一“哲学家皇帝”的政治理想,以及最早倡导的政治乌托邦、言论审查制度等,都是集权主义政治的雏形。

  然而,“哲学家皇帝”的理论并不是柏拉图独创的。在古希腊,几乎所有的哲人都偏爱智能,有时甚至近乎于唯智主义。他们认为,“理智”是人最高贵的天性,国家的统治者应该是“哲学家”,即最有智能的人。换言之,优异者统治论几乎得到所有智者的肯定与倡导。从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35-475)、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370)、毕达格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500)到巴门尼德(Parmenides约公元前540-470)、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公元前481-411)、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无一不是优异者统治论的支持者。不同的是,他们对“哲学家皇帝”的确定和产生,究竟是根据血统、世袭、神授、钦定、武力,还是透过和平且平等的竞争见解不一。柏拉图认为,优异者的选拔标准应该是智能和品格,而非个人财富的多寡、社会地位的高低。

  然而,这八种品德最终的裁判者必定是统治者或立法者,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进行最后的定夺。那么,这些统治者或立法者的智能和品格又该由谁来判断?是上帝吗?上帝又在何处?这样的悖论显然是柏拉图无法回答的,事实上他也从未回答过。因为在他的政治理论中,一开始就预设了所有统治者和立法者都应该是高尚优秀的,没有提出由谁来监督或评定统治者和立法者的品德问题。这些无监督或评判的理论后来便成了集权主义“独裁者”形成的基本理论。

  此外,在柏拉图建构的理想国中,国家正义的标准对区别智能高低和道德优劣的要求,逐渐演变成强权者对所有人进行身份甄别,甚至等级划分的合法性依据。但人们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是无法改变的社会事实,为使不同偏好的人接受同一标准,掌权者唯有采取强制加欺骗的手段:首先通过意识形态的说教进行愚民灌输,把某一强势组织的偏好上升为集体、社会、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共同的唯一价值;然后通过强权胁迫所有人放弃个人的偏好、利益和价值取向,别无选择地把统治者或立法者钦定的价值和利益作为自己的价值和利益,并把为为此价值和利益服务视为神圣的义务。个人不论自愿与否,都必须心甘情愿和以无比幸福的姿态为之服务,否则,就只有毁灭于强权的。如此一来,集权主义的政治形态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柏拉图对集权主义的主张还表现为政治上的权威主义。首先,在他看来,“善”与“实在”都是永恒没有时间性的,最好的国家是最能模仿天上样本的,是那种具有最低限度的变动或者说最大限度的静止的完美国家,而它的统治者则应该是最能理解永恒的“善”的人。

  其次,柏拉图认为,一个好的政治家,必须理解永恒的“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先对其进行知识道德的训练。倘若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参与政府,他的行为就不可避免的会败坏政治。

  第三,柏拉图的核心观点在于,造就一个好的统治者需要有很多的教育。他认为,数学是万智之本,是真正智慧的体现,一个优秀的统治者应该在数学上有造诣。

  第四,与绝大多数的希腊哲学家一样,柏拉图也认为闲暇是智能的主要条件。以此推断,能成就智慧的,只可能是那些享有独立生活,或者是由国家负担而不必为生活担忧的人。那些为了生活不得不从事劳动的人,是不可能成就智慧的。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维护贵族的观点。

  在今天看来,柏拉图的集权主义政治主张是难以理喻的。但由于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的局限,集权主义理论确实曾在某些国家如火如荼地进行,斯大林统治下的前苏联,以及纳粹德国就是集权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

  在一个奉行集权主义的国家里,政府不仅掌控所有的政治、经济事务,还竭力控制人民的意见、价值观和信仰,从而消除个人和集体之间的一切差别。公民对国家的义务成为政府首要关注的对象,国家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以代替个人主义过于凸显的社会。

  集权主义国家的特征中,有两点至为关键:一、存在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它规范着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以达到终极目标(如前苏联的集权主义试图建立一种消灭全人类阶级差别的社会,而纳粹德国则为了确立日尔曼民族的优越地位)。二、有一个唯一的群众性政党,以此动员人民的热情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一般说来,这一群众性政党是由一位独裁者领导,该党的领导层控制了整个政府体系,包括警察、军队、通讯、经济及教育等各个部门。在这个政党统治下,凡不符合终极目标的声音、思想都将受到压制。为达到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历史上的独裁者曾运用一切手段,如秘密警察和军队,来实现对群众的控制;然而,只有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政府才有可能全面控制社会。这也是集权主义到了科技发达的现代才真正得以实现的原因。

  现代技术的发展为独裁者建立集权主义国家提供了条件,但这并不是集权主义得以大步发展的唯一动因。集权主义的理论根源可溯自柏拉图的思想主张,而其后的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等,也是集权主义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不过,集权主义政府更多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混乱允许或者说是鼓励了俄国、意大利、德国集权主义政权的建立,而现代技术则成为他们扩展和巩固权力的物质基础。

  上个世纪60年代后,集权主义这一概念在世界范围内突然风光不再。对前苏联中央集权和纳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揭示出这种制度的低效率,学者们在理论研究方面已较少使用这一概念。然而,宪政民主的现代国家形式,与集权主义国家仍有许多共同点,譬如政府垄断国家军事力量及大众传播的控制权。特别是发生危机期间,民主国家同样会出现压制异见的情况:

  911袭击事件发生之初,美国政府就决心要在下来的反恐怖战争中严把媒体之口。2001年9月13日,布什总统在一次讲话中说:“让我们给媒体定个规矩,任何有关情报来源及收集方法的信息都是保密的,我们的政府官员将拒绝与媒体讨论任何有关军事打击的情况,这是为了保护美国人民和军队,保密工作像战争一样重要。”在布什为媒体“约法三章”后不久,人们注意到一向谨言慎行的国务卿鲍威尔也在空前严格的新闻管制措施中有所闪失,为争取国际社会对美国反恐战争的支持,他在9月22日表示将公开有关拉登涉嫌911恐怖事件的重要证据。但过了两天,白宫发言人菲舍尔却对此说法矢口否认。他表示,鲍卿所说的证据必须保密,这些资料将送交一个秘密的特别委员会进行评估。[2]美国政府的这种不正当干预以及出尔反尔的做法,实质上是对新闻自由的钳制。可见只要涉及到国家利益,即使是民主国家,也不可避免对新闻进行封锁。

  6.1.3对集权主义的反思不管集权主义者如何强调集权主义的优越性,它对人性的忽视是众所周知的,世人对集权主义的反思也可谓异常深刻。当代美国犹太裔哲学家汉娜·艾兰德(HannahArendt)的“危机说”(CrisisTheory),对集权主义出现的缘由做了探究。她认为,在面对危机时,人类会产生高度的不安全感,导致渴望出现整顿这个混乱社会的强有力的人或团体。也就是说,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人们宁愿用自由来换取安全。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E.Fromm)所说的“逃避自由”的现象,正是集权主义滋长的温床。

  就此,有人也许会提出疑问,倘若按照“危机说”这一解释,英美等国在历史上同样有过巨大的危机,集权主义政治为何不发生在英、美,而出现在德、意、俄等国呢?于是,有政治学者认为这是“民族性”使然,当某些民族比较崇尚权威主义时,它就比其他民族更易实现集权主义统治。但这一说法能否成立仍有待检验。

  198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卡内提(E.Canetti)所著《群众与权力》(MasseundMacht)一书,就有集权主义与“民族性”方面的描述。他说:

  如果不是在各个国家的区别中给国家以规定,那么谈论国家是没有内容的。所有的国家彼此进行长期的战争。每一个国家的很大部分成员都参加过这些战争。它们为什么要打仗呢,这个话题谈得够多的了。但是谁也不知道,它们作为什么打仗。它们对此有以名之,它们说,它们作为法国人,作为德国人,作为英国人,作为日本人打仗。但是,这个语词在使用这个语辞的人的身上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他们作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日本人被拖入战争,他相信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不同?他实际上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在这里并不重要。对他的风俗习惯、他的政府、他人文学的研究可以显得很彻底,但是这与这种特定的民族性丝毫没有关系,在他进行战争时,这种民族性是作为信仰存在的。[3]

  卡内提认为,群众的盲从无知致使野心家们可以愚弄人民,并且横行无阻,更有甚者,群众的健忘,致使他们任由独裁者主宰命运。他在论希特勒时说:

  1914年8月初的日子也是国家社会主义诞生的日子,希特勒的讲话十分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希特勒说,他曾跪下来乞求战争的爆发并感谢上帝。这是他一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体验,这是他自己理所当然地成为群众的惟一时刻。……他没有忘记这一时刻,他后来一直为重现这一时刻而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不过是从外部来再现这一时刻。德国就当再一次像那时一样,意识到自己推动战争的力量,对这种力量达成共识,在这种力量中团结一致。[4]

  许多学者试图解释集权主义出现的真正原因,但迄今仍无法得出完满的结论。历史的经验表明,集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是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它为产生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制度,不在乎所采取的方法,也不问动机。在此制度下,公众通讯工具被指派担负特殊的任务,而且要受严密的控制,使它不致妨碍国家实现自己最终的目的。[5]这就是集权主义制度下的“集权主义传播理论”。

  1440年,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活字版,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媒介诞生。一百年后,这项技术遍及整个欧洲,至1566年,近代纪录最早的报纸意大利《威尼斯公报》(VeniceGazette)创刊。当时,传播事业一直处在集权社会中。印刷物是唯一的媒介,“出版”是教会与政府的特权,所有的出版事业都必须得到他们的特许,出版前还需要经过审查,出版后仍须负完全的责任;同时,传播事业还有义务支持当政者的政策。19世纪至20世纪初,“集权主义传播理论”几乎遍布全世界,到目前为止,它仍是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一种传播理论。

  集权主义传播理论的起源为混沌主体性。所谓混沌主体,或者主体的混沌形态指的是:人类初始阶段,虽然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但在总体上与动物界仍有极大的同构性。[6]

  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社会实践的缺欠和认识水平低下,人类自身的主体性与客体性还没有分化。人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氏族部落,强大的生存压力,使得以血缘关系组合的集体成为每个成员的绝对归属,个人失去了自主性和独立性,这就形成了原始混沌的社会组织式。原始社会的人类生产力极其低下,因而对自然界存在着盲目的崇拜,并将之神化,信息传播也必然会与原始宗教、巫术、神话、艺术及其它日常生活的认知浑为一体,个性无以彰显。原始混沌的社会组织方式导致信息传播乃至整个社会的传播行为都处于混沌状态。相应地,这种传播结构下的主体意识是模糊混沌的,意识所外化的社会认识方式也呈现出混沌状态,并显得缺乏理性和自觉反思性。受这种认识方式的影响,信息传播也不可能独立。

  在原始传播结构中,部落的首领和长老占据了传播的主导地位。事实上,即便是今天,世界上一些尚处于部落生存状态的民族、种族、国家,仍存在原始新闻传播的混沌性。在这些部落中,传播观念几乎毫无例外是“绝对的”集权主义。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是人类文化繁荣的重要历史时期。集权主义传播思想在那时已初露端倪,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其中,尤以柏拉图对集权主义传播思想的阐述意义重大。

  柏拉图对人性的分析,为集权主义传播理论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依据。按照他的观点,人类灵魂可分为三种:

  2.高贵的灵魂:非理性之灵魂,位于胸部,是人类精气或感情之所出,其德在勇敢。

  3.卑下的灵魂:亦为非理性的灵魂,位于人的下部,人类欲望的源泉,其德在节制。

  在柏拉图看来,只有和谐的灵魂才能成就至高无上的品德。而所谓的灵魂和谐,即为三种灵魂各尽其德;也就是说,理性灵魂表现智能,高贵灵魂表现勇敢,卑下灵魂表现节制。灵魂的和谐指三德的和谐发展,三德一致即为正义(Justice),而三德之中以智能最高,应尽指挥之职;勇敢次之,应奉行命令;节制最下,应绝对服从。三德各司其职,正义才能够实现。

  柏拉图在《理想国》(TheRepublic)一书中所描述的,是一种温和的集权主义。他认为,国家的产生是基于人类的自然需要(NaturalWants),如果主权由民众来掌控,势必引起社会的混乱,导致社会退化倒转。国家的目的和个人的目的要互相调和: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各个阶级的和谐;个人的目的则在于寻求灵魂的和谐,而这两者最终都是为寻求正义的实现。因此,就像划分个人的灵魂一样,国家的品德也分为三级:

  1.统治阶级(PolicyMaker):与个人的“理性灵魂”(RationalSoul)相似,其贵有理性,德在智能。

  2.武士阶级(AuxilitaryGroup):如同个人“高贵的灵魂”(NobleSoul),贵有情感,德在勇敢。

  3.技工阶级(TheArtisans):也就是平民阶级,如同个人“卑下的灵魂”;平民欲望最多,故贵在节制。

  倘若这三个阶级各尽其职,各司其德,互不侵犯,国家的正义和公道就可以实现!在柏拉图看来,政治的清明不依赖于法律制度,而是当政者的才能;因为法律是固定不变的,不足以应付变动的社会发展,因此法律制度不应限制贤人的行为。

  柏拉图提出,民主政治不是良善的政治,因为人民要求自由,设计——我乐厨柜屹立家居行业的态,必定造成放纵不羁;人民以追求快乐为业,必然不知节制为何物。同时,他认为过分的自由,常是衍生专制的原因,暴君政治常随暴民政治而兴起。柏拉图之所以反对民主,除了受当时政治影响外,他的阶级观念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他视平民为被统治阶级,欲望的成分最多,如果平民执政,势必尽量发展其欲望。灵魂既然要以理性控制欲望,国家的制度,亦必须以贤人控制平民,不然平民得势,欲望反而控制理性,则国家必定骚乱。[7]

  根据柏拉图这种理论,贤人可以自行决定如何治理国家,而不必征询庶民群众的意见,或通告人民政事的因由。国家必须对大众传播进行控制,实行审查制度,禁止不利于贤人(统治者)的信息在人民之间流通。

  据柏拉图《理想国》的记载,苏格拉底曾主张建立对艺术作品的检查制度。例如对小说作家进行严格审查,大人们只许给小孩子讲述已通过审查的故事,艺术作品中只能表现善的主题,一切有违这一原则的诗歌、建筑、雕刻等艺术创作都应该被禁止。

  亚里士多德则强调用强硬的政治手腕管制言论。他在《政治学》(Politics)一书中提出:禁止猥亵、不成体统的语言在社会上出现,因为恶语最终会导致恶行,这一点对年青人尤为重要;为了保障统治者的绝对权力,必须禁止文化研究及各种结社,使用各种手段使民众之间变得陌生;此外,统治者还应雇佣密探对各种社会活动,民众的言行举止进行监视,以防人们放肆谈论政事,威胁到集权主义统治。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eW.Hegel1770-1831)对近代的“集权主义”影响最深,他的国家观念以意志(Will)为基础,由道德与伦理展延而成。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OrganicWhole),是普遍意志的表现;道德有“善”、“恶”之分,它以是否合乎普遍意志为界线,合乎普遍意志的道德即为善,反之即为恶,因此公意是善的。他对民主政治采取嘲讽的态度,在他看来,要所有的人参与国家事务是荒谬的。

  基于黑格尔的集权主义国家观念,集权主义传播理论强调国家的超然地位。集权主义者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Organism),个人只是国家(社会)的一部分,个人和社会只有两者相依才能存在并有意义;对于人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不是人是什么(WhatHeIs),而是人应该是什么(WhatHeOughtToBe)。个人离开社会犹如细胞脱离身体,是不具备意义和价值的。

  1.社会(国家)作为一种实体而存在,文化与文明都是集体社会发展的结晶。因此,个人必须依附于社会、服从于社会,才能达到文化的最高境界。在这种理论下,国家是一种神秘而独立的实质存在(MysticalRealityofItsOwn)。就如墨索里尼(Mussolini)所强调的,“伟大之意大利”(GreaterItaly)不仅是现在的人口、土地与政府,而且是过去、现在与未来文化的总称。而希特勒(Hitler)则特别强调日尔曼民族(RaceAyrian),以种族代替国家的地位。

  2.个人只是社会的组成分子(Elements),依附于社会,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价值是第一位的,个人的价值在于达成国家的目的;个人如果从社会中独立出来,将失去任何的目的与价值。这种理论说明,国家可以要求个人做任何牺牲,而媒体也只有在为国家利益服务时,才具备意义。

  由此推论,集权主义传播理论认为:知识(Knowledge)是权力的产物,而个人的智能则因天赋各有不同。至于真理,是绝对的、独一无二的,它来自领袖与团体的优越能力,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但是,它一旦成为一种标准,社会的成员则必须遵循。神权时代就认为“真理”来自上帝,而国王是上帝的发言人。可见不管从哪个角度分析,真理都是统治者的专利。

  2.真理只有一个来源(即统治者),为避免真理产生混淆,需要特许权以及新闻检查制度。

  3.人民是愚昧的,不明白真理,所以需要教育、宣传、传播真理。而要实现真理的有效传播,则需对学校及传播媒介进行严格和有效的控制。

  4.真理是独一无二、不可分割的,因此,攻击真理的“任何一部分”,就是攻击“线.真理是永恒、永不变更的,没有所谓的错误之说。即使在某个时期发生了错误,也只是解释的错误。如前苏联在攻击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错误时认为,他们的错误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错误。

  6.真理必须是一致的。集权社会有统一性(Unity)、稳定性(Stability)和持续性(Continuity)三个特征。尼采(FriedrichW.Nietzsche,1844-1900)就认为:“统一”是实现真理的唯一方法。要实现真理,就必须“统一”,而为了“统一”,统治者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因为只要目的正当,手段也必然是正当的(TheEndJustifiestheMeans),所以用狡诈、高压以及任何残酷的手段对付不信真理者都是合理的。墨索里尼也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团结在一个观念之下,只要对“伟大的意大利”有益,即便是与事实相抵触的观念,也是真理。但“伟大的意大利”的利益标准是什么?在整个国家中,只有墨索里尼才能对此作最后的判决。实际上,墨索里尼就曾宣称自己为真理的化身。希特勒也认为真理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他本人,他是一切真理的主宰。

  由此可见,保持社会每一份子思想与行为高度统一于统治者所认定的目标之下,是集权社会的最重要功能。为达此目的,集权国家势必运用它所拥有的传播媒介进行宣导和教育,任何不符合当权者利益的思想和言论都将受到严厉的制裁。

  “传播权力论”是集权主义传播理论的核心内容。该理论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将传播者和被传播者对立起来。在社会中占少数的传播者拥有至高无上的传播权力,是权力的主体,而占多数的权力客体——传播对象,则须无条件服从传播者。

  随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集权主义传播思想不断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传播目的、手段以及具体的传播制度都存在着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季燕京博士所列举集权主义传播思想的8种形态,我们作以下论述:[8]

  柏拉图认为,人具有物质私欲的本性,只有那些拥有哲人头脑的聪明人才能理智地控制贪欲,因而贵族政体拥有无比的优越性。他设想一个理想社会必须建立起政治目标和文化目标的统一。这就意味着对意见和讨论实施控制,用一种严格的文化规范来调整公民的生活,禁止一切不符合“哲人”所主张的思想和艺术存在。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就提出,要将所有违反严格条例的艺术家、哲学家和诗人遣送到其他城市去。在《法律篇》中,他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观点,赞同诗人应先把作品送给执政者审阅,再由执政者根据有关条例判断这些作品是否有益于人民的精神健康,然后决定是否出版。

  较之于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家对国家目的和宗旨的注重,马基雅维利更强调获取和维持政权的手段。他的观点是:国家安全高于一切,所有问题都须服从于它;国家的稳定处于绝对地位。政治领袖可以为保障其政治权益的目的,而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甚至包括残忍和不义的手段。因此,当统治者认为公众的意见或讨论威胁到他的政权时,就可以爱国为理由,对民众的讨论和消息的大量传播进行严格控制。

  人性本恶是霍布斯这一理论的根源。他认为,人都有获取权力的欲望,这一本性导致他们在自然条件下无法和睦相处,最终造成社会混乱。为了公众利益应该限制个人权力,并建立起维护社会秩序与和平的权力,这就是主权。主权的行动合理与否,不取决于私人意见,因此,它是绝对的。个人只有服从这一绝对主权,才能形成有序的社会形态并保障自己的权益。为此,主权拥有者应该以国家强制机构,例如监狱为后盾,对实行强权统治。鉴于此,他主张严格审核公众的言论,包括其内容和时间,书刊也须经过检查方能出版。

  黑格尔的学说在上文中已有相关阐述,总的来说,黑格尔的“国家理念”就是国家是道德的具体化,是理智本身。他认为,意志是国家的实质形式,而国家则是个人意志的集中体现,因此,个人唯有自觉地服从国家意志,才能在其传播中获得自由和幸福。

  特雷契克认为,应把国家的自由和意志放在首位。因此,他不支持民主制度和传播自由思想,并表示这些形式并不能真正保证社会和政治自由,个人自由更无从谈起。如果只有少数人统治国家,那些政治领袖或英雄人物便可以尽最大的力量为公民造福,同时担当起社会传播的责任,从而使“真正的自由”得以实现。

  他们的集权主义传播观念充分体现在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活动中。墨索里尼强烈反对自由、和平与宽容,强调“非武力、斗争、威胁无以达到目的”;主张选拔优秀分子,组成先锋队以操控民众,志在建立一种能够成为完美道德化身的母体社会,一个有无限强制力的现代国家。希特勒的表现更甚,由真理和宣传合成的学说是他集权主义传播思想的核心。他认为真理对于德国纳粹党人就是:“我们的真理——真理为我们——凡能促进德国利益和巩固统治的即为真理。”他宣扬领袖崇拜,强调种族歧视;剥夺非日耳曼人的传播权,不容许媒体或大众出现任何“违规”的传播行为,不容许民众蔑视国家的传播权力。在他看来,国家权力是至高无上且无限的。国家——政府——领袖对个人思想、感情和行为有绝对的引导权和控制权,所有的传播媒介都是它的喉舌。

  教会权力的建立基于神的启示,环亚娱乐ag国际厅!具有绝对性,教皇和大主教们成了该权力的直接中心。教会自恃为神的启示的受托者,有绝对的权力保护神的启示,保护教义的纯洁。他们坚持教会所宣扬的都是绝对正确的真理,拒绝任何世俗的解释。根据这一思想,人们对基本教义的置疑被禁止。同时,除了僧侣阶层,其他人也都无权参与对有争议性问题的讨论。在“神圣传播权力论”的指导下,宗教国家对信息传播控制极为严格,媒介的传播功能退化为仅仅宣扬教义,教化信徒。

  当代世界上许多世俗专制的国家利益,都尚未形成自己的系统传播理念,但其基本观念仍然是集权主义传播思想。只是它在传统的集权主义传播思想上有所发展,纵观这些国家的传播体制,我们可称之为“政府传播权力论”,其基本观点包括:政府是万能的,它的所有权力均由社会成员集体赋予,因此,它有责任维护公共秩序,有权力保护公共舆论不受歪曲,并影响和引导公众的言论,使其不肆意泛滥。传播是政府的政策或行政要素,政府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利益,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权规定允许传播和禁止传播的内容,同时将自身的许多工作,如有关领导人形象的材料、重大决策过程、几乎全部的人事、外交、军事材料等,列入机密;此外,政府也有权对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的内容进行检查,并惩处那些提出违反政令言论或过分批判政府的人。

  集权主义传播理论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呈现出特有的形式。前苏联传播理论就来源于集权主义的传播理论,它崇尚大众传播与政府相结合,但不同于传统的集权主义传播,而带有自身的特性。

  提到“前苏联传播理论”,必须追溯到“之父”卡尔·马克思(KarlMarx1818-1883)。马克思的思想虽然不是传播理论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但说它是“必要条件”并不为过。马克思是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应当以个人为出发点来了解社会,而应当从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生存状态来了解个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但是列宁主义特别是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曲解了马克思,认为马克思提出:“人”是社会的主要成分,但也仅仅是社会的一种成分而已(JustAnElementofSociety)。相对于自由主义社会而言,社会中的个人并不是显得那么重要。

  基于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前苏联认为,社会是最重要的,个人是社会的产物,个人的最终目标仅在于完成社会的永恒发展。因此,个人与社会必须有统一性(Unity),在之下,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冲突、没有不同意见的社会。在他们看来,人民不应该有异见,辩论、批评是暴乱与无政府状态的体现,甚至“折衷”也是懦弱的表现。只有经过马克思解释的“正确立场”,才是大众所应该维护和发扬的。这一思想直接应用于前苏联的新闻媒介中,形成了前苏联传播的理论依据。

  前苏联思想统治下的新闻媒介,强调大众传播与政府相结合,报刊、广播等都是国有的。在当时,前苏联把大众传播媒介当作一种工具,与其它社会公共事业一样,媒介是使政府完成服务的途径,是为了完成党和国家所指派的任务而存在的,因此传播事业必须是公有的。在他们看来,传播事业的私有如同重工业的私有一样不可思议。前苏联的新闻学当中,有一半的内容是在阐述报刊等新闻媒介的任务、职责,以及如何完成这些任务和职责。

  在前苏联,媒体是国家的重要工具之一,与其它工具(如军事、教育、经济等)密切结合,即便把前苏联时期的大众传播媒介看成一个整体,它也只能是国家、党、政府三位一体中的一个部件。它必须驯服、机械而又灵敏地依据党的路线变动和政府领导人的具体指示运作,并且尽最大能力为国家机器服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信,媒体是党思想作战最尖锐的武器,是组织及教育人民最有效的工具,是协助达致理想目标最可靠的一种社会工具。

  就真理与国家政府的关系而言,前苏联与自由社会截然不同,在自由社会中,“真理”是多元的,可以有许多来源。社会组织可以依照各自的方法处理自己的事务。而政府的责任则在于维持社会秩序,增进人民福利。相对于此,认为,线]

  前苏联者坚决认为:真理是唯一的,而且只有一个发言人,即党或党的领袖。全国所有的机构、团体或个人,都必须紧密团结在一个终极目标下。为了保证社会受此唯一“终极目标”的指导,大众媒介必须为政府所拥有,并且为政府所用;同时,因为真理是由党的集体思考而得,指导媒体的任务也必须落在的身上。列宁(V.I.Lenin1870-1924)就曾明确指出:“报纸应该是集体的宣传者、煽动者与组织者。”[11]对民主社会的传播事业,他曾提出严厉的批评:“资本主义的报纸是富人赚钱的工具,是获取新闻与享受娱乐的媒介,是玩弄劳动阶级的手法。”斯大林(JosephStalin1879-1953)也认为,大众媒介是党与群众之间的传声筒。

  前苏联传播理论是由集权主义传播理论衍变而来的。虽然两者都建立在人的本质、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真理的特质上,但它们又不尽相同,前苏联传播理论是传统意义上的集权主义传播理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可谓是有史以来最彻底的一种集权主义理论。最后,我们通过对传统“集权主义传播理论”与前苏联“传播理论”的比较,得出以下结论:

  1.传统集权主义对大众媒介的作用采取一种消极限制的态度;而前苏联则积极地规定大众媒介的传播责任与功能。

  2.“维持现状”是传统集权主义下的大众媒介的责任;而前苏联中的传播事业则负有“完成某种特定变革”的重任,例如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宣扬本国制度的优越性。

  3.大众媒介在传统集权主义中,只是一种“受控制的媒体”;而前苏联的大众媒介则是“计划化的媒体”,它如同国家的军队与钢铁工厂,是经过政府的整合与计划,为党或国家完成某种特定的目标。

  前苏联的新闻事业与自由主义新闻事业对新闻自由所订定的范畴大相径庭。传播理论的信奉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纯属无稽之谈,它的大众媒介是不负责任而且混乱的,新闻自由会给国家社会带来危险。列宁曾说:“新闻自由乃资产阶级之政治组织及其代理人的自由;授予此等人新闻自由,无异是加强敌对的势力。我们不愿自杀,故不容许新闻自由存在。”因此,他们永远不允许类似西方的传播事业出现,社会本身也不允许有外来的传播活动,唯恐人民的思想观念遭受“污染”。列宁还指出:“生活在社会中而想不受社会的约束,那是不可能的。”所谓的自由传播并非绝无价值,但此种“自由”必须以前苏联所认定的真理为内容。

  前苏联的传播理论与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相比,对新闻观念的定义也有所区别。后者认为,冲突性、传奇性、刺激性、显著性、接近性等是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新闻观念(ConceptofNews)的要件,包括客观性、时间性与趣味性。然而,作为集权主义传播理论的一种新型模式,前苏联传播理论的新闻观念与自由主义背道而驰。首先,自由主义传播理论以“客观性”为新闻报道的圭臬,认为报纸内容应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真实反映。但前苏联传播理论拒斥这种观点,否认“绝对的客观”的存在。根据这一理论,所谓“客观性新闻”,只是哲学家与社会学家的一种手段。列宁曾说:“有些人,要寻求以纯粹的客观来解释任何事实,就像有些国家,常冒战争的危险,为他们所认定的事实,做自圆其说的辩护一样。”他认为“新闻”必须彰显党性,而且一切新闻的价值都必须以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来评估;客观是脱离正确路线的,客观报道纯属伪善和胡诌。

  其次,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强调及时性,形容新闻是“易碎品”。列宁和斯大林等则反复论证报刊的宣传鼓动作用,这导致新闻媒介重宣教、动员而轻时效。为达宣扬政制、鼓动群众的目的,同一天的报刊常刊载大量相同或相似的材料,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连续报道同一主题却已是“明日黄花”的事件。

  再次,西方新闻界推崇人情趣味性,认为这是媒介对人性的关注。前苏联制度下的新闻媒体却注重使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类意识形态浓厚的语言来向群众传达观察和分析的方法,以使他们能够从细微中把握政治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社区的某次义务劳动,也被赋予了“社会主义蒸蒸日上”的意义,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工人应当在刊物中看到事实的真相,要在事实、数字、判决中找到领导人思想的解释和政府指示。”[12]

  此外,还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前苏联传播理论排除媒介“求取利润”的动机,他们努力的目的仅限于宣传工作合乎正统并富于技巧,而不在于谋求事业的发达。因此,无论从理论、制度,还是从内容、新闻观念来看,前苏联传播理论与自由主义传播理论都是不同的。然而,造成前苏联的大众传播事业与自由主义传播事业截然对立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制度的差异。前苏联传播在集权主义政权下具有非独立性,它主要表现为存在和行动两方面:

  1.存在的非独立性:在前苏联社会中,大众媒介无法独立存在,它是党和国家的工具,完全受其控制、管理与指挥。

  2.行动的非独立性:存在的非独立性决定了前苏联制度下的大众媒介毫无行动的自主权。它们所肩负的责任并非策动舆论或促成政府作某一政策性决定,而是严格按照党和国家的指令及其所制定的计划行动,以配合其政策,从而达到为党和国家服务的目的。换言之,处于前苏联社会中的大众媒介不是民意的平台,也不意在向民众报道消息,而只是统治者掌控群众的工具,它们的责任就是完成政府赋予的任务和目标。

  前苏联传播理论在20世纪可谓风光显赫,但冷战结束后的世界面貌已全然不同。1989年柏林围墙的倒塌,象征着前苏联理论在东欧的土崩瓦解;随后,苏联这个最早也是最老的共产国家在1991年正式解体,前苏联传播理论也就因此渐趋没落。

  [1]柏拉图著吴献书译《理想国》(万有文库本)第312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

  [2]参考《世界新闻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办2001年10月15日张宇清文

  [3](德)埃利亚斯·卡内提著冯文光等译《群众与权力》118页-11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4](德)埃利亚斯·卡内提著冯文光等译《群众与权力》12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6]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第156页季燕京撰《自由主义理论》新华出版社1998年

  [7]谢幼伟著《西洋哲学史》(东方人文学会书)第19页台北文津出版社发行1970年

  [8]参照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159-162页季燕京撰《自由主义理论》新华出版社1998年

  [11]AlexLukeles,PublicOpinionInSovietRussia(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50)pg.135

  [12]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第194页季燕京撰《自由主义理论》新闻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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